1912年，湖南省立一中（今长沙市一中）始建，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，在普通（科）一班读了一个学期。在就读的这个学期里，他写了一篇题为《商鞅徙木立信论》的作文。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文稿。原件现藏中央档案馆。

    毛泽东的这篇短文，受到了当时的国文教员柳潜(湘阴人，前清秀才)的极力赞誉“才气过人，前途不可限量”，并作了如下评语：“实切社会立论，目光如炬，落墨大方，恰似报笔，而义法亦入古。逆折而入，笔力挺拔。历观生作，练成一色文字，自是伟大之器，再加功候，吾不知其所至。力能扛鼎，积理宏富。有法律知识，具哲理思想，借题发挥，纯以唱叹之笔出之，是为压题（点题）法，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，言之凿凿，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，是有功于社会文字。”这位前清秀才无疑也具有爱国爱民思想，对少年毛泽东肯定具有一定的影响。柳潜先生的预言，竟然非常灵验，可见老师自己也是“目光如炬”，极具远见卓识。

    毛泽东文中的“三叹”乃有感而发。法令本来是为人民谋求幸福的。老百姓惟恐不颁布好法令或虽颁布而不实行、不生效。他们自然会竭尽全力维护这样的法令，岂有不信之理？如果法令本身不好，不但不能使人民得到幸福，还会使人民担心其产生的危害，老百姓自然也会竭力阻止这样的法令施行，你要他们相信也是绝不可能的事。这本是国家、百姓、法令三者之间的正常关系。而商鞅却不得不先演出“徙木立信”的一幕，这说明当时这三者关系是不正常的，怎不令人感叹？

【原作】商鞅徙木立信论

     毛泽东

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，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，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，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、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。谓予不信，请罄其说。

法令者，代谋幸福之具也。法令而善，其幸福吾民也必多，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，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，必竭全力以保障之，维持之，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。政府国民互相倚系，安有不信之理？法令而不善，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，且有危害之足惧，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。虽欲吾信，又安有信之之理？乃若商鞅之与秦民，适成此比例之反对，抑又何哉？

商鞅之法良法也。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，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，商鞅不首屈一指乎？鞅当孝公之世，中原最鼎沸，战事正殷。举国疲劳，不堪言状。于是而欲战胜诸国，统一中原，不綦难哉？于是而变法之令出，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，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，尚军功以树国威，孥贫怠以绝消耗。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，民何惮而不信？乃必徙木以立信者，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，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，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闇、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。

虽然，非常之原，黎民惧焉。民是此民矣，法是彼法矣，吾又何怪焉？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，若令彼东西各国文明国民闻之，当必捧腹而笑，噭舌而讥矣。乌乎！吾欲无言。

商鞅徙木立信论翻译

　　我读史书读到商鞅搬移木杆树立诚信一事，不禁慨叹起我国国民愚昧，执政者煞费苦心，几千年来民众不觉悟、国家接近走向灭亡的悲惨命运来。认为我说的不可信，请允许我详尽地说出我的道理。

　　法令，是谋求幸福的工具。法令如果好，它让我们民众获得的幸福就一定多，我们民众正担心不公布这些法令，或者公布后担心这些法令不产生效力，一定竭尽全力来保障它，维持它，务必使它达到完善的目的为止。政府和国民互相维系，哪有不信任法令的道理呢？法令如果不好，那不但没有幸福可言，而且还有足够让人恐惧的危害，我们国民又一定会竭尽全力来阻止这些法令。即使想要我们信任（法令），又哪有相信它的道理呢？就如商鞅与秦国民众之间（具有同样的利害关系），却恰恰运用跟政府与国民互相信用相反的方法（即运用徙木立信的办法）去做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

　　商鞅的法令是好法令。如果试着翻阅一下我国四千多年的记载，寻求那些利国福民的伟大的政治家，商鞅不是位居第一吗？商鞅处在秦孝公时代，中原局势极不安定，战事正盛，全国民力疲惫，（达到了）不能够言说和描述（的程度）。在这种情势下，却想战胜各诸侯国，统一中原，不很难吗？在这种情势下，变法的命令出台了，这些法令惩罚坏人来保护人民的权利，鼓励种田织布来增加国民的财力，崇尚战功来树立国威，把贫困、懒惰者收为奴隶来杜绝人力、物力资源的损耗。这确实是我国从来没有过的重大政策，国民害怕什么而不相信呢？一定要（通过）搬移木杆来树立诚信，我从这里知道了执政者都费了苦心，我从这里知道了我国国民愚昧，我从这里知道了几千年来民众智慧缺乏、国家差点儿走向灭亡的悲惨境地是有原因的。

　　虽然这样，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开始出现时，百姓对此会感到惊惧。国民是这些国民，法令是那些法令，我为什么对此感到奇怪呢？我只担心这搬移木杆树立诚信一事，如果让东西方各国文明程度高的那些国民听了，一定会捧着肚子大笑，（或者）高声讥诮。唉呀！我不想说了。

    袁吉六，又名袁仲谦，派名士策。清同治七年（1868年）农历四月初十生于保靖县葫芦镇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袁家坪。

家境贫寒，3岁丧母，靠父亲袁家绩串乡跑寨卖豆腐维生。袁吉六7岁启蒙于本寨罗方城开办的私塾学堂读书4年，13岁随父浪迹苗乡、得父好友苗族举人石明山、秀才石文岚救助。石明山把袁吉六接回家教读。袁吉六天资职明，且勤奋好学，仅1年时间，他就初步掌握了写作和诗歌词赋要领。以后又将袁吉六荐送到古丈县许光治开办的学堂就读。袁吉六下定了“人穷志不穷”的决心。他读书用功达到了惊人的程度，用枞膏油作灯，日以继夜地攻读，遇到难题或难点时，通宵达旦地苦钻。由于全神贯注，窗外噪音、鸟鸣他全无知觉，虫咬蚊叮也不知道痛痒。功夫不负有心人。清光绪九年（1883年），15岁的袁吉六应试中秀才。去永顺府应试时，因为家里一贫如洗，无钱粮可带，只得带些锅粑和包谷粉作干粮。后来苗乡人民美称他“锅巴秀才”。通过14年勤奋自学，成了一名举人。先后在保靖、古丈、永绥、乾城办学执教五十余年，培养了无数莘莘学子。

1913年春，袁吉六被调到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。同年春，毛泽东以第一名成绩考入该校，编人袁吉六所教的预科一班。袁、毛结成师生关系。1914年，第四师范合并到湖南省第一师范，袁吉六又是毛泽东所在的本科一部第八班的国文教员，直到1918年署假毛泽东毕业时，袁吉六教毛泽东国文达5年半之久，成为毛泽东集成高才的导师。

袁吉六倾全力助毛泽东学业玉成。他在对毛泽东施教中，发现毛泽东立有救国民鸿鹄大志，且学业成超出常人，便对毛泽东特别器重。毛泽东初入学期间，模仿的是梁启超的文风，操的是新闻记者的手笔，袁吉六发现后作了认真的纠正，并要他以唐期著名散文家韩愈为楷模。毛泽东遵师教导，开始转变文风，钻研韩愈的文章，学会了古文体。在课余时间，袁吉六经常邀约毛泽东在他宿舍单授读书法则，介绍他必读的古典文学作品，要多写、多记、多想、多问。毛泽东对袁吉六学识博大精深及其对自己的影响感触颇深。1936年，他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采访谈到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所受的影响时，他言简意赅地说：“学校里有一个国文教员，学生给他取了‘袁大胡子’的绰号。他嘲笑我的作文，说是新闻记者的手笔。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，认为半通不通。要我以唐朝著名散文家韩愈为楷模，我只得改变文风。”毛泽东在《自传》中说：“予这得窥古文涯诶者，袁胡之教为多。”一次他与周世钊交谈时说：“我能写古文，颇得力于袁吉六先生。”1965年，他在中南海邀请郭沫若、章士钊、王季范、周世钊等同志作客，以湖南家乡菜招待各人，席间回忆到一师读生活，言及喜吉六先生学识时，章士钊说：“此老通古今文史。”郭沫若说：“斯人教天下英才。”毛泽东微笑而谦虚地说：“英才过誉，但‘教天下’则符合袁老身份。”

附：    徙木立信

令既具，未布，恐民之不信，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，募民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。民怪之，莫敢徙。复曰：“能徙者予五十金！”有一人徙之，辄予五十金，以明不欺。卒下令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－－摘自《史记·卷六十八·商君列传》

译文：

法令已经完备，但没有公布，（商鞅）恐怕百姓不信任，于是在国都市场南门立下一根三丈长的木杆，招募百姓有能够搬到北门的就赏给十镒黄金。百姓对此感到惊讶，没有人敢去搬木杆。就又宣布命令说：“有能够搬过去的就赏给五十镒黄金。”有一个人搬木杆到北门，立即赏给他五十镒黄金，以表明没有欺诈。终于颁布（变法的）法令。

「商鞅徙木立信」史见《史记·商鞅列传》。商鞅（约前390-前338），战国时政治家，改革家。姓公孙，名鞅，战国时卫国人，亦称卫鞅。少好刑名之学（犹法律学）。曾事魏相公叔痤（cuó），为中庶子（高于舍人的家臣）。后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，便亡魏入秦，向秦孝公进献富国强兵之策，任左庶长、大良造，后秦孝公以为相，先后两次主持变法，使秦国富强。后又因战功封于商（今陕西商县东南），号商君，故称商鞅。“商君治秦，法令至行，公平无私，罚不讳强大，赏不私亲近。”“期年之后，道不拾遗，民不妄取，兵革强大。”（《战国策·秦》）徙：xǐ，迁徙；搬，搬运。立信，树立诚信，讲究信用。《曹刿论战》：“牺牲玉帛，弗敢加也，必以信。”